張開的雙手是乾淨的嗎？ 我之所以關注培養肉的故事，是因為它觸及我靈魂深處的一個複雜角落。長久以來，我一直為肉食這件事感到苦惱。吃動物是道德的嗎？如果吃動物是不道德的，但我還是吃動物（讀者，我會吃動物），那麼這種虛偽的生活意味著什麼？ 這些並不只是關乎動物及其道德地位的問題，也是關於我們人類的慾望和道德提升的前景的問題，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一個物種。我發現，自己在處理生鮭魚或生豬肉時明顯感到不安。我在這裡得重申一個有關培養肉論述的前提，那就是我們的慾望，無論是來自我們的文化還是來自我們的動物本性，都可能不利於我們對更美好世界的渴望。如果希望是對結果的一種態度，這種結果既不完全確定，也不排除所有可能性，那麼自身的慾望就是我們藉以環顧全球可能未來的真實前景。我一直希望能生活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裡，這種基本的推動力導致烏托邦主義、哲學化、失望以及閱讀科幻小說，後者在培養肉圈裡是非常普遍的興趣。科技進步有助於道德提升的想法也很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提升」這個詞將道德行為者置於聚光燈下，而不是將焦點放在其行為的結果。用道德哲學家的術語來說，我使用這個詞的方式，就是給自己打上非結果論者的標籤；它暗示了我對行為者的性格或美德的關注，而許多培養肉支持者則更注意行為及其結果，他們跟隨許多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哲學家的腳步，認為動物的痛苦是值得道德關注的，希望培養肉能夠減少地球生命遭受的痛苦。
希望的理由往往比懷疑的理由更難證實。在涉及科學或技術計畫時，零散的證據會慢慢累積成疑慮，而培養肉支持者所希望得到的，是本來就很難確立其合理性的東西。他們追求的不只是技術上的成功，還有一種必然經過市場與消費者選擇調解而來的結果，這也就意味著要用另一種大型基礎設施取代一種大型基礎設施。當我採訪培養肉研究人員或此類研究的公開支持者並詢問他們的動機時，我聽到過最慷慨激昂的個人故事都是以動物保護為中心，環境保護緊追其後，是一種理智上嚴肅但比較不激烈的驅動力。雖然食品安全與捍衛人類健康也是遠離工業化畜牧業的原因，但是我的受訪者很少談到這些。
一名年輕的培養肉研究人員曾經是大型動物獸醫的助手，他給我描繪了一幅可怕的景象。一名農夫的牛有一隻眼睛感染且有擴散的危險，牛是寶貴的財產，為了救這頭牛，必須摘除牠的眼睛。 令人為難的是，這隻動物的價值低於麻醉費用，所以這名當時還在學校修習獸醫的年輕研究人員，被賦予的任務是在沒有麻醉進行眼球摘除手術的情況下抱著這頭牛。整個手術耗時好幾個小時， 這隻值得活下去但不值得免於痛苦的牛，很明白地表現出牠的感受。要知道，培養肉的希望就是結束這類事情的希望。
早期關於培養肉的文獻就像一本希望的田野指南。在我從事該領域研究的那幾年間，科學、技術與社會學者，還有人類學家、生物倫理學家與其他人發表了一些文章，給培養肉以及其創造者與支持者貼上標籤。他們的努力多為描述性的，這對一個新穎的研究主題來說是適當的，不過它們所呈現的效果，讓文獻讀起來像是對培養肉工作者情緒的重述。在大多數情況下，培養肉運動能夠設定相關對話的條件，並決定哪些關於培養肉的問題是最重要的。在一篇由兩位作者合作撰寫的文章中，作者列舉出培養肉技術似乎具有的明顯道德優勢與危害。作者贊同最明顯的優點 —— 結束廣泛的動物痛苦 —— 並認為這點超過了可能弊端，如因為不尊重動物身體完整性與其自然形態所造成的含糊「傷害」，以及隨著生物科技成長人類對自然的支配，人類的傲慢自大也益形膨脹所帶來的危險，這些都是醫學生物倫理界常有的批評，而焦慮很容易就會透過組織培養移轉到新興的食品生產領域。
最令人震驚的是，作者提出，開發培養肉可能被視為一種道德義務。這個說法顛覆了生物倫理學家的正常工作程序，他們通常是針對現存新興技術以及這些技術對人類健康與倫理的前景做出回應。作者認為：「道德並不是在新興技術到來時就必須針對它做出回應的東西，這會讓我們陷入混亂。」相反地，「道德可以擁護並協助新科技的發展」。這反過來會成為「朝著一個事實上（不僅理想中）反映我們所擁有道德願景的世界所邁出的一步」。另外兩位作者在另一篇堪為楷模的文章中充分闡明了後面這個觀點，認為儘管人們普遍認為科技對現代生活有麻痺性的影響，像是試管肉生產這樣的新科技可以「揭露」（作者用詞）世界的倫理可能性，而公眾可以聚在一起思考他們的集體道德選擇。
這兩篇文章對希望的解讀略有不同。前者發表於二○○八年，比波斯特的漢堡演示早了許多， 該文認為道德理想可以出現，然後有效地要求技術實施。後者發表於二○一二年，也是在波斯特的演示之前，不過當時培養肉的炒作週期正處於上升階段，它捕捉到介於新技術出現的跡象以及圍繞該技術的道德辯論與決策之相互轉化的一種動態互動感。顯而易見的是，這種對技術與倫理的反思美化了這個新穎的研究對象，而培養肉也很幸運能找到評論家，他們認為它所提出的道德與技術的協調很有吸引力。尼爾．史蒂芬斯（Neil Stephens）是一位科技社會學家，自二○○○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在追蹤培養肉議題，他把培養肉稱為「尚未定義的本體論對象」，捕捉到這些著作的初步性質。史蒂芬斯提醒他的讀者，培養肉的真實性仍然是個問題。
同時，其他社會科學家開始透過調查提出一個比較不具哲學性但同樣重要的問題：歐洲與北美的消費者會斷然拒絕培養肉，將它當成「噁心的不明物體」，還是會願意嘗試呢？ 我不禁納悶，這種調查對參加調查的人會造成什麼影響。即使研究人員將培養肉當成一種尚未實現的假設性物品來呈現，他們如何避免讓人留下印象，認為他們實際上在預告一種非常真實的新食品即將出現呢？
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曾問：「我可以希望什麼呢？」康德不是一名結果論主義
（consequentialism）者，而是一位關乎責任與義務的道德哲學家，這一點絕非偶然。如果無法為我們的冀望想像出一個抽象且可能的結果，我們怎麼能希望呢？ 康德的詮釋者在他對希望的描述中發現了許多意義，包括將希望視為一種宗教信仰，或是一種我們可能負有道德義務的東西，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康德將希望理解成一種與並非不可能的期望結果的不確定前景相關的方式，例如道德提升。哲學家對希望的理性理解程度各不相同，康德找到充分調和希望與理性的方法。對好幾代以後的索倫．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來說，重要的是希望得超越理性。而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則創造了一種希望的哲學，試圖讓我們適應未來形而上學的一切可能，這與哲學傳統上的回顧性角色形成鮮明對比。然而，一個共同的感受是，希望的角色是幫助我們超越經驗，進入可能性，我仍然在思考的問題其實比較抽象，也就是從根本上減少動物痛苦與我們道德品質提升之間的關係。希望培養肉可能導致動物痛苦的減少，是否意味著對道德品質提升的希望已經被磨滅和放棄？我們是否已經忘卻了提升道德品質的舊夢，而代之以一種新型義肢技術道德的夢想？
就培養肉的例子而言，希望的真正敵人是炒作宣傳，而不是疑慮，但（諷刺的是）如果培養肉要能完全實現，炒作可能也是必要的。許多研究新興科技的學者都同意這一點：發佈新聞稿是 一場秀，目的往往是為了尋求資助，因此炒作對將未來帶回現在具有「構成性」；換言之，它具有允諾性。當然，炒作的必要性並不意味著炒作是安全的。炒作可以激發人們的希望，但如果在充分的時間裡，炒作議題的正當性似乎未受到證實，那麼至少在特定的支持者群體（承諾社群）中， 以及對一直鼓勵炒作的公司或個人來說，希望將破滅，而且可能是永久性的破滅。有商業顧問將這種效應稱為「泡沫化的底谷期」（trough of disillusionment），他們期望最終的復甦與生產力的恢復， 但正如我採訪的許多人建議的，普遍的失信感可能輕易導致培養肉的完全終結。同時，炒作通常不被認為是堅定的承諾，試圖藉此迴避問責的門檻，而希望與承諾最終都是以這個門檻為評斷標準。 如果說希望是必要的，那正如文學評論家弗里德里克．傑姆遜（Fredric Jameson）所言，它也是「最殘酷騙局與推銷術的原則」。
